基层觉得中层瞎指挥,在一本两百多页的袁隆平传记中

铝道网】前言:
对“领导”职位的一个调侃的解释是“领导、领导,领路,引导”,可见其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讲,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一个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成功要素。中层经理们是企业界中饱受中伤的驮马。他们夹在高级管理层的要求和一线员工的现实之间,当事情出错时,会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指责,而当任务完成时,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点赞扬。不景气时,中层经理通常要靠前个辞职。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公司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层经理,而不是高层副总们。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老板或总裁就是企业的大脑,中层是脊梁,员工是四肢。人没有脊梁,一辈子他都直不起腰做人;企业没有了“脊梁”,就失去了支撑点,再雄伟的高楼大厦也会瞬间坍塌。也可以把企业比作钟表,时针相当于企业的高层,分针相当于企业的中层,秒针相当于企业的基层。时针能让表走得较快,秒针代表精细和准确,那么分针就是时针和秒针的结合点,它是维系时针和秒针的纽带。领导者是望远镜,那么中层就是放大镜,它把领导者看到的东西再放大,基层则是显微镜,负责具体工作中的细节。
为什么企业中基层管理团队的执行力还有待提升?
为什么企业的中基层管理团队很难胜任相应的管理职责?
为什么企业的技术或业务骨干很难快速成为的管理者?
为什么企业中基层管理团队未能真正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什么有些中基层管理者有心无力,很难把部门带到理想状态?
为什么上、下级管理人员之间和平行部门之间在协调上存在问题?
众所周知,中层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力量,他们处于“上传”和“下达”的枢纽位置,企业的高效运作离不开他们。中层是企业乃至所有组织的核心力量,是连接“头脑”和“四肢”的“脊柱”?但中层的问题往往也是高层较头疼的。中层觉得自已较委屈较累,高层觉得中层执行力不够,基层觉得中层瞎指挥。既然中坚主管是企业中连接战略层和操作层的核心纽带,是打造一流企业执行力的中坚力量,因此如何培养、管理这些中坚主管是企业关注的重点。谭小芳老师推出的中坚主管技能培训课程,给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路径,让企业在培养自己管理团队上做到有的放矢。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像发动机的活塞一般不停运转的中层,出现的问题也是较多的,这些问题包罗万象,有职业定位问题,有管理技巧问题,也有制度和现实的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企业申,有些还累积成了顽疾,影响了企业的效率和上升的空间。
作为企业管理的“夹心饼”,中层自然有自己的苦衷.从中层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自己任劳任怨、?勤恳恳,却吃力不讨好。当高层指责中层执行不力、管理不到位、不让人省心的时候,基层则会抱怨中层瞎指挥、乱安排、没有个领导样,同级又觉得中层定位不清、沟通不畅,不是靠谱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面对这种种困惑,作为中层管理者的你,是否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是责任意识不强,管理技巧缺乏,还是激励机制不到位?还是仅仅因为自己是“万恶的中层”,离较好的中层,你到底还有多远?你不知道工作应该怎样做到更好?
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却总达不到上司的认同和下属的理解?你认为你的上司能力还没有你强?你觉得领导和同事总跟你过不去?你觉得做多做少都差不多?你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做员工的命?你在考虑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
中层主管是企业乃至所有组织的核心力量,是连接“头脑”和“四肢”的“脊柱”,但中层的问题往往也是高层较头疼的。中层觉得自己较累,高层觉得中层执行不力,基层觉得中层瞎指挥。面对这种“上挤下压”的困境,中层该怎么办?很多人都发现,目前的培训市场中,中层的培训日益多了起来,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层涵盖的面太广,一方面是中层确实不好做。其实市场上许多书中层也都可以拿来看,只是许多时候要灵活运用,而不能照搬过来。培训课程也是如此,要根据客户需要量身定做,要让客户以培训的费用享受咨询的服务。
无论是渴望突破的中层,还是期待中层提升的高层,甚至是希望被提拔的基层,都会在中层管理专家谭小芳老师的《中层提升培训》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智慧。笔者的经验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基层管理者,至少要做到30%的时间在管人,70%的时间在做事;中层管理者应当一半时间用于管人,一半时间用于做事;而高层管理者应当有80%的时间在管人,20%的时间在做事。

铝道网】一、直线型组织结构:组织中每一位管理者对其直接下属有直接职权;组织中每一个人只能向一位直接上级报告,即“一个人,一个头”;管理者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的职权或完的职权。优点:1、结构比较简单;2、责任与职权明确。缺点:1、在组织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所有管理职能都集中由一个人承担,是比较困难的;2、部门间协调差。
二、职能型组织结构:采用按职能分工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办法来代替直线型的全能管理者;各职能机构在自己业务范围内可以向下级下达命令和指示,直接指挥下属。优点:1、管理工作分工较细;2、由于吸收专家参加管理,减轻了上层管理者的负担,使他们有可能集中注意力以实行自己的职责。缺点:1、由于实行多头领导,妨碍了组织的统一指挥,容易千万管理混乱,不利于明确划分职责与职权;2、各职能机构往往从本单位的业务出发考虑工作,横向联系差;3、对于环境发展变化的适应性差,不够灵活;4、强调专业化,使管理者忽略了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不利于培养上层管理者。
三、直线——参谋型组织结构:按照组织职能来划分部门和设置机构,实行专业分工;把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直线指挥部门和人员,一类是参谋部门和人员;这种组织结构实行高度集权。优点:1、各级直线管理者都有相应的职能机构和人员作为参谋和助手,因而能够对本部进行有效管理,以适应现代管理工作比较复杂而细致的特点;2、每个部门都是由直线人员统一指挥,这就满足了现代组织活动需要统一指挥和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的要求。缺点:1、下级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受到限制;2、部门之间互通情报少,不能集思广益地作出决策;3、各参谋部门和直线指挥部门之间的目标不统一,容易产生矛盾,协调工作量大;4、难以从组织内部培养熟悉全面情况的管理人员;5、整个组织系统的适合性较差。
四、直线——职能参谋型组织结构:结合了直线-参谋型组织和职能组织特征。
五、事业部组织结构:集中政策、分散经营;独立经营、单独核算。
六、矩阵结构:有职能划分垂直领导系统;又有按项目划分的横向领导系统的结构;优点:1、灵活性、适应性强;2、集思广益,有利于把组织垂直联系与横向联系更好地组合起来,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缺点:1、小组是临时性的,所以稳定性较差;2、小组成员要接受双重领导,当两个意见不一致时,就会使他们的工作无所适从。
七、多维立体组织结构。

铝道网】他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
他应该是较受广大人民群众推崇的科学家了。当一堆人簇拥着的穿着大棉袄气质白西装的袁隆平钻进那辆黑色别克后,刚才还在维持秩序的黑衣保安开始嘟囔:“真该要他一个签名。”
饥饿
在中国,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们对饥饿的记忆。在一本两百多页的袁隆平传记中,作者用二十多页来铺陈背景,讲述“饥饿的幽灵”,第23页的时候,主角才终于出现了。
这位能让水稻增产20%的杂交水稻之父是个挺踏实的人,找他给书签名,他便签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个字不多写。当有人说,讲讲你的梦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庄稼有关的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
1999年,袁隆平靠前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这个梦想。那一年,在中国,他还不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省展台前介绍杂交水稻身后是水稻,侧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就喊,“咦,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讪讪笑着点头,“是我是我。”然后指着身后,向游客介绍他的杂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国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拿了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奖,声誉渐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是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出现时爱穿那件有大棉袄气质的白西装,说着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外媒喜欢强调,“那是与毛泽东类似的口音”,另有中国媒体考证出来,他的白西装价值五百多块人民币。
1990年代,袁隆平曾3次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均以落选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偏重应用,不够基础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他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根据他办公室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太浪费时间了,而较终的内容又大同小异。他的一个助手解释:他已经尽力配合了,上过中央电视台,上过凤凰卫视,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细讲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
孟德尔VS李森科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民模样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一位姨妈在协和医院担任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还有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的签名。袁家家境优良,父亲是东南大学毕业生,母亲是教会学校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母亲告诉袁隆平:要博爱,要诚实,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说:“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
根据某本传记,他是在6岁时随大人郊游去了一个农村的果园,就此喜欢上了田园;另一本传记则认为他较早爱上农村是在15岁。不过,无论是6岁或是15岁,都刚好绕开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战争的田园给袁隆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加上不甚喜欢数学,读大学时,他报考了农学系。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根据袁的口述回忆录,毕业鉴定上写着“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毕业后,袁去湖南安江农校担任教师。这大概与今天的支教青年有点儿类似,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袁的“支教”并不轻松。
做教师期间,袁隆平跟对门学校的女老师谈过一次长达数年的恋爱,对方较后还是放弃了他,选择了一个“出身比较好”的男青年,“做出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选择”。直到33岁,袁隆平才与自己从前的学生、同样“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姑娘邓则结婚。之后,除去时代带来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普通而“美满”。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较灿烂的农学明星是苏联人李森科,他继承了拉马克的思想,认为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认为是“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较初,根据李森科“简便易行”和“立竿见影”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靠前年,他大获成功,土里挖出了马铃薯,茎上收获了西红柿。然而,到了第二年,把去年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长出的西红柿跟普通西红柿一点区别也没有。
土豆西红柿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两年间,除了土豆西红柿的实验失败,袁隆平印象较深刻的,还有饥饿。那段时期,袁隆平亲眼目睹了路边、桥头和田坎的尸体,也体会过饥饿的日子里,“肚子空空,身体没力,两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1961年的春天,因为“搞小麦,觉得在湖南没有前途;搞红薯,觉得是个搭头,意义不大”,袁隆平决心去研究能填饱肚子的水稻。
某本自传中提到,他曾从田里精选了一棵穗大饱满的稻子,收获了1024颗稻种,把它们种在田里。然而,较的稻子长出的后代居然高高矮矮,有早有迟,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前代这让他忽然想起了正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杂种的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那么,去年那棵穗大粒多的稻株,应该是一棵天然的杂交水稻。
主粮传奇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作物产量的做法,从192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出身于政治豪门的美国小伙子华莱士发现了杂交玉米的秘密杂种玉米的个儿硕大又整齐。华莱士和朋友专门成立了公司,利用杂交育种技术改良玉米种子,仅用了10年,这个公司的业务从北美洲扩展到了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创造了华莱士家族巨大的财源。华莱士后来尝试从政,做过美国农业部长,还做过商业部长和副总统。
1960年代,利用杂交育种方法,美国的诺曼?博洛格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麦穗大的高产小麦。事实上,在博洛格的半矮秆小麦之前,小麦几乎不需要施肥超过了一定限度,施肥越多,小麦的倒伏会越严重,产量越低。但博洛格的“奇迹小麦”长得矮,不易倒伏,启动了施用化肥的现代高产农业的开端。所以,博洛格也被视为上世纪靠前次作物绿色革命的开创人。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没看错,是和平奖,以奖励他带领人们战胜饥饿,“通过和平的努力恢复战争创伤”。
1962年,带着对那棵杂交水稻的问号,袁隆平自费去北京拜访专家。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中,他读到了大量新鲜的外文资料,知道了杂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该做的就是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方法了。
杂交水稻育种迟迟没有突破是有原因的。与玉米相比,水稻的杂交很困难。人类的3种主粮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雌花和雄花在植株的不同部位,分离得很清楚,较容易进行杂交。而小麦与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要实现杂交,很不容易。博洛格的小麦杂交是利用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进行的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根据资料,博洛格经过二十几年、三万多次杂交试验才得到了抗病又矮秆的“奇迹小麦”。
而杂交玉米的办法用到水稻上却不可行,因为水稻不仅花极小,一朵花只结一颗种子,而且花粉也只在极短时间内具有活力。操作上的困难让人们很难用手工杂交的方法来提供大批量的杂交种子以满足大田生产的要求。在当时的国际水稻学界,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水稻是自花传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即使有优势,也由于无法提供大批量杂交种子,水稻杂种优势还是无法用于大规模水稻生产。但从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还是决定从那棵穗大粒多的水稻身上寻找杂交水稻的钥匙。
过了三四年,检查了14000棵稻穗上的小花,在当时的中科院院刊《科学通报》上,36岁的袁隆平发表论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发现:他发现了4棵雄蕊没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这种雄性不育的特征还可以遗传。于是,袁隆平说:“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间,学校已经贴出了针对袁隆平的大字报,批斗行动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是国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的论文,特意下发文件,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杂交试验之后的每次批斗,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护身符。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岛野生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他们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杂交了数代进行选育,他们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长、叶窄、茎秆纤细,容易落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来。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就在“野败”被发现后不久,大约在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对杂交水稻的解释中说,“比其他稻种都要高产。”谢放鸣解释道:“在相同的气候、土壤、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产。用相同的投入,杂交水稻要比常规水稻高出20%以上的产量。”谢是袁隆平的靠前个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负责球农业磋商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更好的种子与较好的种子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不过,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个方式是“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助力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增产与农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杂交玉米推广后正逢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不得不负责一个叫作“农业调整处”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停止生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对上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也时有批评声传来。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尤其可以体会,“较好”是“更好”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说:“赞许者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和希望摆脱饥饿的人们,而反对意见则来自那些以减少农民收入不均为主要目标的人。”不过,当时有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雇佣农业农场主对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粮食的产量愈高也许就意味着价格会愈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向本刊记者解释: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一位植物学研究者向本刊解释: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我们选择了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较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转基因与有机农业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并未得到回复,李昌平还是对本刊评价道:“袁隆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袁的学生谢放鸣认为,“袁老师是个专注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不理会外界干扰。”
“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不过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很难做到了,毕竟环境不同了。”谢放鸣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发出如是感叹。
对于这位专注的科学家,几个研究水稻的同行说,“袁老师是很和蔼的人”;采访过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不过,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在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现场,坐在4位嘉宾中间偏右的袁隆平双手紧紧地贴在大腿上,身体略显僵硬地左倾很显然,他还不太习惯聚光灯下的环境。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上来。他笑了笑,眷恋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好,那就开始问吧。”有记者问他看待转基因的态度,袁隆平有点无奈这是他回答过多次的问题,较近的一次,是两个月前,“愿为科学献身试吃抗病抗虫转基因大米。”不过,他还是耐心地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些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我们也许需要谨慎地对待;而对另外一些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转基因,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这类新鲜技术,比他小几十岁的同行说,“袁老师的开放态度是我们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儿子袁定阳,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之后,一直在从事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较高的玉米C4基因转入水稻中。
还剩较后一个问题了,袁隆平舒了口气,几乎要把那杯茶端起来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当下热门的有机农业。他态度激动起来,那杯水也放下了:“没有化肥,就无法提高产量,无法养活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他说,“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几十年的实验,化肥对土地的肥力不会有破坏作用。”说话时还特意摆了摆右手,用以加强话语中“不会有破坏作用”的效果和表现力。此时,秘书前来汇报,车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累了,中断了那场关于有机农业优劣的辩论。
回来后,翻开他签过名的那本硬质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较后一篇是他亲自翻译的《漫长之路》,讲的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块一公顷的土地。自1963年开始,人们在那块土地上不间歇地每年种两季水稻,稻草不还田。45年后,“答案几乎是出人意料的”,“长期集约式种植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并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事实上,如果耕种得法,甚至还能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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